什叶派：历史悲情与现实困顿

中东延续千年的教派冲突或将成为一个无解的命题，愤懑的巴林什叶派和面临重压的伊朗政权，注定要打着什叶派悲情的旗号，将现实的政治斗争续写下去。

 

什叶派：历史悲情与现实困顿
《南风窗》 2012年第1期 

丁 隆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副院长

 

今春以来，伊斯兰两大教派的矛盾在中东动荡中再次浮出水面，成为影响多国政治变局的重要因素。在撮尔小国巴林，占人口多数的什叶派的抗议浪潮，遭到逊尼派哈利法家族和以沙特为首的海合会部队的联合绞杀；在叙利亚，属什叶派伊斯玛仪支派的阿萨德政权，于内忧外患中风雨飘摇；什叶派核心国家伊朗，则因阴谋暗杀沙特驻美大使事件、国际原子能机构措辞严厉的新报告以及冲击英国驻伊使馆事件，而面临与西方的最后摊牌。

有着1300多年历史的什叶派，尽管内部派系纷纭，但在自居伊斯兰正统的逊尼派包围下，总体上比较抱团，同时，因历史上多次武装起义被逊尼派镇压的历史悲情和挥之不去的弥赛亚（救世）情结，而显得比较偏激——什叶派有不同于逊尼派的宗教学者等级制度，宗教税率（20%）是逊尼派“天课”的两倍，也说明了其原教旨倾向。加上当代与逊尼派和西方争夺海湾石油利益（伊朗自不必言，伊拉克和沙特的什叶派也刚好聚居于本国富油区）的过节，都使得该教派成为另类，其在中东现实政治中所遭遇的困顿，实非偶然。

 

因历史悲情而偏激

什叶派的产生，始于一段争夺阿拉伯帝国统治权却屡次落败的恩怨。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后，亲近阿拉伯半岛北部传统部落势力的艾布·伯克尔、欧麦尔·伊本·哈塔卜、奥斯曼·伊本·阿凡先后被推选为“哈里发”（继承人），直到奥斯曼遇刺后，代表南部哈希姆家族势力的阿里才有机会出任第四任哈里发。阿里是穆罕默德的堂弟兼女婿，强调先知本人的宗教遗产，反对传统部落势力自行解释《古兰经》，因此加剧了伊斯兰教内部分歧。

公元657年，阿拉伯半岛南北大战在幼发拉底河畔的隋芬平原打响。本已获胜的阿里却接受了已故哈里发奥斯曼的堂弟、叙利亚总督穆阿维叶提出的以《古兰经》仲裁的建议，导致政治失利，内部分裂，反对派组成“哈瓦利吉派”。4年后，阿里被哈瓦利吉派刺杀，其子哈桑尽管“高票当选”哈里发，却被迫让位于穆阿维叶。后者建立了世袭制的倭马亚王朝（661-750），结束了异姓轮流执政的“四大哈里发”时代。

以一心恢复“圣裔”统治权的“阿里党”广受倭马亚王朝迫害为标志，什叶派逐渐成形。公元681年，阿里和法蒂玛所生的次子、先知穆罕默德硕果仅存的外孙侯赛因在穆阿维叶死后发动叛乱，于今伊拉克卡尔巴拉城战败遇难，头颅被割，刺激了阿里党人。伊历1月10日侯赛因殉难日，被视为什叶派的诞生日。时至今日，什叶派穆斯林仍借纪念侯赛因殉难的阿舒拉日，或集体有节奏地用右掌拍打左胸，或用甩刀和铁链自我鞭笞，并上演再现侯赛因殉难场景的血腥短剧，抒发悲怆之情。

侯赛因殉难和卡尔巴拉大屠杀加快了什叶派的传播，特别是在波斯人中传播得最快，因为在早先的一次东征活动中，侯赛因娶了崇尚拜火教的萨珊王朝末代国王叶兹底格德三世的小女儿，一直为本民族“先伊斯兰”文明自豪的波斯人从侯赛因的后裔身上看到了他们先王的血统，因而在接受伊斯兰教义时，更愿意信奉什叶派，借此也表达他们反对阿拉伯帝国征服的心声。

不过，留在穆圣家乡希贾兹地区（又称汉志）的什叶派，一再为自己的政治天真所误。他们帮助阿拔斯家族推翻纯阿拉伯血统的倭马亚王朝（白衣大食）后，那些混血阿拉伯人却没有兑现拥戴阿里后裔为新王朝哈里发的承诺，反而建立阿拔斯王朝（黑衣大食）迫害什叶派信徒。阿拔斯王朝长达500多年，前期是“伊斯兰黄金时期”，后期则大权旁落，走向政教分离。这一阶段什叶派在海湾、中亚、南亚和外高加索地区传教，势力一度到达北非。公元909年，侯赛因后裔欧拜德拉·马赫迪在埃及割据一方，建立了存续260余年的法蒂玛王朝（绿衣大食）。

什叶派在伊朗复兴继而掌权，得益于两支异族统治力量。1258年，蒙古人攻陷阿拔斯王朝都城巴格达，后建立伊朗伊利汗国，为什叶派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1502年，库尔德族的萨法维家族在伊朗建立萨非王朝，并将“十二伊玛目派”（按什叶派教义，阿里及其两子是最早的三位伊玛目，其后伊玛目的认定则各支派各异）确立为伊朗国教。逊尼派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阿拉伯半岛时期，什叶派在伊朗文化圈和旧有领土内不断扩展，逐渐造成今天什叶派在波斯湾的盛况。

一战之后奥斯曼帝国崩溃，英国在什叶派居多的伊拉克扶植了来自阿拉伯半岛的逊尼派哈希姆傀儡王朝，从此与什叶派结仇。从1920年代起，主要什叶派学者纷纷批判西方特别是英帝国主义，为1979年霍梅尼的伊斯兰革命埋下了种子。1980年代，没收西方资产的霍梅尼革命引起西方制裁，而两伊战争期间西方配合逊尼派国家支持萨达姆北侵，都强化了什叶派的反西方心理。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之际，伊拉克什叶派响应美国号召大批起义，再次被萨达姆残酷镇压，则为什叶派的历史悲情再添一笔。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美国扩充沙特的军火库，以平衡伊朗在海湾的崛起势头，也被记在什叶派的历史悲情账簿上。

 

因地缘政治而苦恼

如今，在那些逊尼派掌权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当地什叶派所受的政治歧视比较普遍，而伊朗作为什叶派人口最多、政教合一、反西方，且具备所谓“伊斯兰民主”特质的国家，其所受到的阿拉伯君主国的仇视、西方国家的围堵，加重了什叶派的受迫害心态。可以说，什叶派部分人对逊尼派旧仇未泯，又增添对西方国家的新恨。这是近日伊朗“砸馆风波”的一大背景。

什叶派意识形态在当代的复苏，始自伊朗伊斯兰革命。霍梅尼思想的核心是“法基赫监护（教法学家统治）”理论，它将阿拉伯世俗政权和君主政权都视为非法政权，主张向其“输出革命”。伊斯兰革命的风暴引发阿拉伯国家的恐慌，后者将对伊朗的仇视建立在逊尼派与什叶派斗争的措辞上，以降低革命话语的蛊惑力。伊朗的革命攻势在霍梅尼1989年去世后无疾而终，但在内贾德2005年当选总统后，伊朗重新成为中东安全体系的“挑战国”。

伊朗的地缘影响越过海湾，矛头直指以色列，则始自萨达姆政权垮台。伊拉克战争不仅改变了伊拉克本国的政治生态，更打破了海湾原有的均势，使伊朗客观上成为美国反恐战争的最大受益者。2004年底，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直言：“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这轮‘什叶派新月’的崛起，对于整个地区是不稳定因素。”伊朗通过干预伊拉克的政府组成，支持哈马斯和真主党，将触角伸向阿拉伯世界，树立其泛伊斯兰事业支持者的形象。虽然阿拉伯国家以渲染伊朗的核计划还以颜色，但伊朗顶住压力，通过突出巴以矛盾打击埃及、沙特等“满足现状国家”的威望，并与以色列形成战略对峙。

2011年“阿拉伯之春”打击了一批伊朗的老对手，但沙特、卡塔尔等君主国不在其列。沙特不仅在巴林与伊朗展开争夺，还推出海合会扩容方案，拉拢同属逊尼派君主国、同样反伊朗的约旦和摩洛哥。而当前愈演愈烈的叙利亚危机，也带有围堵伊朗的意味。叙利亚阿拉维派政权在阿拉伯世界是个另类，它是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的敌人——伊朗的坚定盟友，这使得近日沙特、卡塔尔挟持阿盟，通过严厉的制裁措施，誓将阿萨德政权掀翻而后快。

对叙利亚以压促变，最终是为了内外夹击，一举瓦解伊朗什叶派政权。毕竟，阿拉伯之春给伊朗带来的，并非都是好消息。伊朗面临与阿拉伯国家相似的问题，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率、通胀率居高不下。伊斯兰革命30多年后，“法基赫统治”在伊朗造就了一个特权阶层；四面出击的激进外交，使伊朗空前孤立，神权政治的合法性正遭到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特别是城市居民和年轻人的质疑。2009年伊朗选举纠纷引发的骚乱，与阿拉伯之春的一幕幕何其相似，只不过伊朗强大的国家机器帮助毛拉们躲过一劫而已。

12月4日，美国副总统拜登在与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会谈时说：“叙利亚的所作所为，或将点燃一场席卷整个中东的教派冲突。”拜登的话虽然危言耸听，但从一个侧面说明，中东延续千年的教派冲突或将成为一个无解的命题，愤懑的巴林什叶派和面临重压的伊朗政权，注定要打着什叶派悲情的旗号，将现实的政治斗争续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