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伊斯兰崛起：背景、影响与前景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丁  隆

2011年，将注定在阿拉伯历史上留下重重一笔。这一年，两次政治狂潮荡涤了整个阿拉伯世界。年初，以突尼斯本·阿里政权被民众抗议推翻为肇始，政治动荡蔓延至阿拉伯世界的每个角落，在这场被称为“阿拉伯之春”的政治剧变中，共和制阿拉伯国家群体性陷入动乱，和世俗威权政权如多米诺骨牌般接二连三地倒下。一批执政数十年的政治强人或落荒而逃，或身陷囹圄，或命丧黄泉，或黯然下台，惨状种种，不一而足。埃及穆巴拉克政权、利比亚卡扎菲政权被推翻，也门总统萨利赫被迫交权，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内外交困，风雨飘摇。

年末，在“阿拉伯之春”即将届满一周年之际，又一波来势凶猛的浪潮再次席卷阿拉伯世界，这就是政治伊斯兰的强势崛起。在“阿拉伯之春”的策源地突尼斯，伊斯兰复兴党在该国自剧变以来首次大选中，赢得制宪议会41%的席位，并上台执政。在民众抗议压力下被迫进行宪政改革的摩洛哥，伊斯兰党派—正义与发展党一举击败执政党，拿下40%的议席，获得组阁权。这波政治伊斯兰崛起的高潮是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异军突起。在埃及人民议会（下议院）选举第一和第二阶段选举中，穆兄会下属的自由与正义党以气吞山河之势，斩获331个议席中的161个，直逼50%议席的大关。其中穆兄会在东部省的选战打得最为漂亮，该省所有议席被其尽数收入囊中。由于选举第三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的选区是穆兄会的票仓，信心十足的穆兄会正运筹帷幄，力争扩大战果，赢得半数以上的议席，从而控制议会。伊斯兰党派的胜利不仅限于穆兄会，在这次选举中涌现了一匹黑马，它就是宗教保守派—赛莱菲派势力的代表、埃及历史上首个赛莱菲派政党—光明党。在前两个阶段选举中，只有区区7个月历史的光明党击败华夫脱党等老牌政党，赢得82个议席，占总席位数的24%，仅次于自由与正义党名列第二。如果加上其他15个正式注册的伊斯兰政党获得的议席，整个伊斯兰阵营共获得72%的席位，一跃成为埃及政坛的领导力量。

一向被视为反民主、反西方的政治伊斯兰的崛起，引发阿拉伯国家自由民主派和西方国家的深深忧虑。西方媒体纷纷惊呼，阿拉伯世界将在“阿拉伯之春”中“绿化”，阿拉伯之春已经进入“伊斯兰之冬”，“伊斯兰劫持民主”这一令西方胆寒的阿拉伯民主化的暗淡前景正在成为现实。

 

何为“政治伊斯兰”？

政治伊斯兰（Political Islam）是政治的宗教化和宗教的政治化，即以宗教为工具或载体，表达政治诉求。美国学者古利安·迪纽克认为政治伊斯兰是伊斯兰教政治化的表现，他指出，“政治伊斯兰是一些追求政治目标的个人、团体和组织对伊斯兰教工具化而产生的一种形式。它通过对未来的构想，为应对社会挑战提出政治回应，为重新界定和解读从伊斯兰传统中借用来的概念提供基础。”

1928年，哈桑·班纳在埃及伊斯梅利亚市建立了第一个政治伊斯兰组织—穆兄会。它是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政治伊斯兰组织，成员人数在60万以上。其影响不仅在埃及国内，还遍及整个伊斯兰世界。班纳于1949年遇刺前, 穆兄会的分支已遍及阿拉伯东部地区，特别是叙利亚和外约旦的分支，已经初具规模。其意识形态和组织模式被后来的政治伊斯兰组织接受和效仿，当今世界几乎所有的政治伊斯兰组织均与埃及穆兄会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或受其思想影响。与埃及穆兄会有密切关系的政治伊斯兰组织有巴勒斯坦的哈马斯，突尼斯的伊斯兰复兴党，叙利亚、利比亚、约旦等国的穆兄会。

政治伊斯兰属宗教性的政治思潮和运动，是托古改制的社会改良运动。政治伊斯兰的意识形态具有保守主义的外壳和革新主义的内核。改良性体现在它致力于推动社会变革，实现民族复兴。面对伊斯兰世界近代以来的衰落，西方对伊斯兰国家的殖民统治和文化渗透，政治伊斯兰以“个人—社会—国家”的三层次伊斯兰化路线，作为伊斯兰世界一切问题的解决方案，倡导正本清源，回归《古兰经》和“圣训”，恢复穆斯林“乌玛”。政治伊斯兰主张以伊斯兰教抵御西方文化对伊斯兰世界的侵蚀，将西方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视为离经叛道和道德沦丧，表现出强烈的文化自卫意识。保守性体现在其意识形态源于对伊斯兰“黄金时代”浪漫主义的追忆，以及对伊斯兰世界前景“乌托邦式”的憧憬，具有“向后看”的历史主义取向。它反对世俗主义，主张建立实施伊斯兰教法的“伊斯兰国家”。它为埃及和伊斯兰世界复兴提出的解决之道，集中体现意识形态领域，强调捍卫宗教和文化纯洁性，但缺乏系统的、可操作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议程。

 

政治伊斯兰为什么能赢？

在此次政治剧变为政治伊斯兰崛起创造了百年不遇的历史性机遇，伊斯兰党派借政治剧变，利用民主机制群体性崛起，是此次阿拉伯世界剧变的直接后果和标志性特征。追溯历史，政治伊斯兰上台并不是一个新现象。1991年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拯救阵线、2002年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2005年伊拉克什叶派政党、2006年巴勒斯坦哈马斯分别在各自国家大选中获胜，可以看出政治伊斯兰的崛起反映了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现实，以及政治文化的内在机理，是中东伊斯兰国家民主化的必然结果。政治伊斯兰崛起的具体原因有以下4点：

首先，阿拉伯国家独特的政治结构。长达数十年的威权统治，使阿拉伯国家政治结构严重畸形，呈现世俗威权政权与政治伊斯兰的二元结构，具有显著的极化特征，二者之间缺乏自由民主力量、公民社会等具有现代性的“中间力量”。在阿拉伯民族主义衰落后，阿拉伯国家政权普遍存在合法性危机。从国内看，阿拉伯国家政权合法性危机的深层次根源是这些政权大多具有显著前现代属性，即依靠家族、部落、教派或其他利益集团维系统治，权力和财富被接近权力中心的“小圈子”独占，政权与广大百姓割裂甚至对立，用“紧急状态法”和庞大的军警机构防范百姓。美国中东问题专家柯兹曼曾指出，“阿拉伯人民最大的敌人不是以色列，也不是美国，而是他们的统治者。”更严重的是，威权政权不仅没有实现政治现代化，也未能带来经济和社会发展，导致民生凋敝，百姓苦不堪言。外交上，许多阿拉伯政权不顾民族大义，投靠西方国家，与以色列和美国串通一气，联手绞杀国内的伊斯兰反动派，这样的政权自然不得民心。

反观政治伊斯兰，则将个人和社会的伊斯兰化作为长期目标，在基层苦心经营数十载，活跃于街头巷尾、田间地头，深知百姓疾苦。它们凭借自营企业和来自海内外的大笔捐赠，积极开展伊斯兰金融服务和慈善事业，通过兴办资费低廉的医院、学校，提供小额贷款等惠民措施，赢得民心。埃及穆兄会就有“第二政府”的称号，它是埃及最大的医院经营者，旗下有160多家医院。1992年开罗大地震后，穆兄会先于行动迟缓的埃及政府，在第一时间开展赈灾工作。政治伊斯兰作为政治反对派，长期遭受威权政权的残酷打压，为其蒙上了殉道者的悲情色彩，获得民众的同情。由于没有执政的历史，政治伊斯兰在百姓中树立了公正清廉，乐善好施的正面形象，深受民众爱戴。

其次，阿拉伯国家独特的文化属性。阿拉伯文化具有鲜明的宗教性，而伊斯兰教强调两世吉庆，入世性极强。伊斯兰教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深刻的革新运动，导致宗教尚未退回私人领域，与政治分离，仍在政治和公共领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并成为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这使世俗化在阿拉伯世界几乎成为一个无解的命题。阿拉伯国家政治文化中宗教扮演着重要角色，“敬主—忠君—秩序”仍是阿拉伯政治文化的内在逻辑，“统治者是安拉在大地上的影子”，“顺从主事人”等忠君思想成为伊斯兰政治思想的内核。这既是阿拉伯国家威权统治长期存在的原因，也是政治伊斯兰凭借其源于宗教合法性，在后威权时代上台执政的原因。在阿拉伯国家，每当发生社会危机时，宗教便被视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在物质匮乏的地区，宗教成为精神抚慰剂。“物质不足精神补”，宗教让过着困苦的生活的人们成为精神上的富翁。这样的社会和文化土壤，为政治伊斯兰提供了生存环境。政治伊斯兰倡导回归伊斯兰正道，抵御西方文化入侵，维护伊斯兰文化纯洁性的说教自然能够深入人心，受到草根阶层的拥护。

第三，政治伊斯兰组织严密，政治经验丰富。在组织建设方面，威权政权对政治伊斯兰的残酷打压，迫使其重视组织建设。以穆兄会为例，其组织结构与政党相似，设有职能相当于中央委员会的“协商会议”，相当于政治局的“训导局”和相当于党首的“总训导师”。在埃及各省均设有分部，以“家庭”（usra）为基层组织，由“家长”负责管理。它通过设立较高的入会门槛和严格的入会程序，实行分级管理和政党化运作，维护训导局和总训导师的权威性等措施，在政治高压下谋求生存和发展。埃及剧变后，穆兄会迅速采取一系列行动，成功推动修宪、迅速组党，组建政治联盟，为选举做好了准备。

第四，世俗力量弱小也成就了政治伊斯兰的崛起。穆巴拉克执政时期，埃及有20多个合法注册的世俗政党，但这些党派势单力薄，不成气候。如老牌政党新华夫脱党，在本次议会选举前两个阶段中仅获得27个席位。埃及目前已有40多个合法注册的政党，但剧变后成立新政党，知名度低，无法对穆兄会构成实质性威胁。自由民主派政党组成的选举联盟“埃及集团”，仅获得23个议席。这次民众抗议的中坚力量，如“一·二五联盟”、“四·六运动”等青年组织，组建“继续革命联盟”参加选举，但在选举中表现不佳。

政治伊斯兰崛起的影响

政治伊斯兰的崛起引起阿拉伯国家国内世俗主义者的疑虑，他们担心政治伊斯兰参与民主进程的终极标是“通过投票箱上台”，“劫持”民主，建立实行伊斯兰教法的伊斯兰专制国家。他们的另一疑虑是毫无治国理政经验的政治伊斯兰上台后，将使本已羸弱不堪的经济带入深渊。以色列和西方国家则担心穆兄会上台后，将推行激进的反以、反西方政策。

在国内层面，政治伊斯兰“劫持”民主的可能性已越来越不现实。伊朗伊斯兰革命、苏丹穆兄会上台、阿富汗塔利班执政后，走向宗教保守主义，似乎意味着政治伊斯兰上台，不论对伊斯兰国家还是西方，都将是一场灾难。然而，政治伊斯兰的意识形态已经历了革新和演变，吸收了许多现代性因素，变得温和、务实，正在向“自由伊斯兰”(Liberal Islam)转型。温和的政治伊斯兰已接受民主等现代政治理念，试图实现伊斯兰教与现代性的融合。赢得选举的突尼斯伊斯兰复兴党、摩洛哥正义与发展党、埃及穆兄会均表示无意建立伊斯兰政府，实行伊斯兰法，将与其他政治力量组成联合政府。穆兄会领导人在会见英国驻埃及大使怀特时指出，“我们无意废止与以色列的协议，也无意在埃及实施伊斯兰法。”比穆兄会更保守的光明党领导人也对《戴维营协议》、埃美关系、埃以关系问题等敏感问题持较开明的立场。

 

在地区层面，以穆兄会为代表的政治伊斯兰党派的群体性崛起将产生对阿拉伯世界的地缘政治结构产生重大影响。政治伊斯兰在多个国家上台执政，将使中东地区政治伊斯兰受到鼓舞，从而掀起政治伊斯兰思潮在阿拉伯世界的泛起，伊斯兰党派将在更多阿拉伯国家走上政治舞台，并结成一个“伊斯兰联盟”，埃及穆兄会将在其中扮演领导角色。2011年12月，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访问埃及和突尼斯，争取两国伊斯兰政党的支持。访埃期间，哈尼亚访问穆兄会总部，与总训导师白迪阿举行会谈。哈尼亚指出，“哈马斯是埃及穆兄会在巴勒斯坦的分支，是穆兄会创始人哈桑·班纳开启的事业的组成部分”，白迪阿则强调穆兄会与哈马斯的特殊关系，承诺穆兄会将全力支持巴勒斯坦事业。这次访问预示着埃及穆兄会将与其在阿拉伯国家的分支加强协调与合作。

政治伊斯兰崛起还将导致阿拉伯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动。由于意识形态的相似性，信奉瓦哈比教义的沙特、卡塔尔等海湾阿拉伯国家，通过支持政治伊斯兰，增加在发生剧变的阿拉伯国家的影响力。阿拉伯世界将形成一个宗教保守派阵营，海湾国家是这一阵营的核心力量。海湾国家在阿拉伯事务中获得更大话语权，阿拉伯世界地缘政治中心将东移至海湾地区。

外交上，政治伊斯兰将面临如何处理与以色列和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美国秉持民主化问题上的“中东例外论”，认为中东伊斯兰国家民主化的前景必然是反西方的政治伊斯兰上台。因此，美国选择与阿拉伯世俗威权政权结盟，联手遏制政治伊斯兰。政治伊斯兰则将犹太复国主义和美国作为斗争目标，高举反犹和反美大旗，动员民众。政治伊斯兰领导下的阿拉伯国家，将不会像世俗威权政权那样，采取亲美和“配合”以色列打压阿拉伯激进势力的政策，这些国家与以色列和美国的关系将面临倒退。然而，经过一场政治动荡，这些国家均面临繁重的政治转型和经济建设任务，任何政治力量上台都将专注于国内问题，因此，执政的政治伊斯兰将无暇挑动与以色列和美国的冲突，务实地对待以色列和西方。

 

阿拉伯之春，还是伊斯兰之冬？

展望未来，政治伊斯兰的在阿拉伯世界的崛起之势还将延续。利比亚穆兄会、伊斯兰变革运动等政治伊斯兰势力在推翻卡扎菲政权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有望成为后卡扎菲时代利比亚政坛的领导力量。如果也门政治过渡进程顺利进行，伊斯兰改革党也有望赢得选举。

政治伊斯兰上台也是对自身执政能力的巨大考验。它们首先面对的是经济和民生问题。这些导致政治剧变的主要原因，不会随着民主化自动得到解决。目前埃及和突尼斯经济均面临空前的危机。2011年，埃及经济增长率仅为1.8%，财政赤字飙升至1610亿美元，外汇储备由年初的370亿美元，降至11月的200亿美元。股市总市值被腰斩。游客人数由2010年的1400万降至不足1000万。外国直接投资减少93%，仅为3.76亿美元。消除导致政治剧变的经济社会问题根源，实现全社会共享发展果实的包容性增长，将是政治伊斯兰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历史证明，政治伊斯兰在阿拉伯国家并非逢选必胜，如果不能解决经济和民生问题，一样会遭受败绩。此外，如何避免族群冲突，与其他政治力量和谐共生，也是政治伊斯兰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这不仅包括执政的政治伊斯兰如何处理与非穆斯林的关系，也包括它们如何与赛莱菲派和苏菲派共处。

对于政治伊斯兰而言，吸收现代性因素，实现伊斯兰与现代性的融合，是实现稳定和发展的必由之路。在这方面，土耳其的经验可资借鉴。土耳其伊斯兰党派—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后，并未实行激进的伊斯兰化路线，成功实现经济繁荣，国力上升。对于外部势力而言，务实地对待政治伊斯兰，将是无奈的选择，对其采取遏制、孤立、围堵的政策不能奏效。埃及等阿拉伯国家将迎来一个漫长的磨合期，期间政治伊斯兰将学习如何治国理政，外部势力将学习如何与执政的政治伊斯兰打交道。政治伊斯兰崛起，是“阿拉伯之春”的延续，还是将阿拉伯世界带入“伊斯兰之冬”，尚需时间检验。